作者：明骅英

　　凌晨3点41分，芜湖沈巷镇的夜色沉得像一口古井。郑万全醒了，再也睡不着。这些年来，他常常在深夜里被某些念头惊醒，仿佛一个不断被叩响的门环。他披衣起身，坐到书桌前，台灯亮起的一瞬，他看见窗外的天幕上，星辰寂寂地垂挂着，像无数只沉默的眼睛。

　　他提笔写下了一首诗——《教育篇·孩子》：“孩子，酒是毒药，烟是魔鬼，赌是陷阱，鸦片是骷髅。”16个字，字字如钉，钉在纸上也钉在他心上。他想起白天在街上看见的一幕：几个穿着校服的中学生蹲在巷口，手里夹着烟，故作老练地吐着烟圈，脸上带着那种急于证明自己已经长大的愚蠢神气。郑万全当时站住了，想上前说些什么，却又止住了。他知道，简单的说教对这些孩子来说不过是耳边的风声。但今夜，那些烟雾缭绕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，他不得不写，不得不把这些话落在纸上。

　　清晨7点刚过，郑万全已经在医院的走廊里踱步了。值班的护士看见他，打了个招呼：“郑医生，您今天来得真早。”他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脑子里还在转着那些关于孩子的念头。7点14分，他回到办公室，在《回问好者》中写下了另一段话：“天下不缺人，天下不缺事，天下不缺物，天下就缺好。”这个“好”字，他写得格外用力。在他看来，当下教育的困境、孩子的迷茫、家庭的焦虑，归根结底都是一个“好”的缺失——好习惯、好引导、好环境、好榜样。人不缺，孩子每年都在生；事不缺，补习班和考试堆积如山；物不缺，手机平板满桌都是。唯独那个能让生命真正健康成长的“好”，像沙漠里的清泉一样难寻。

　　7点34分，他又写下了《烟酒罪》：“学生被烟酒传承，社会被烟酒腐败，寿命被烟酒缩短，关系被烟酒搞砸。”郑万全不是那种高高在上指责年轻人的老人。他见过太多被烟酒毁掉的人生。有一个17岁的男孩来就诊时已经咳了三个月，肺部CT上全是阴影，那孩子12岁就开始偷父亲的烟抽，15岁起每日一包。还有一对刚毕业的大学生情侣，因为男生在同学聚会上酗酒后失态，多年的感情几天之内崩解。郑万全每次看到这些，心里就像被人攥了一把。他把“传承”二字写在首位，是因为他清楚地看见，烟酒在学生中间已经成了一种病态的“成人礼”，你不抽烟不喝酒，你就是不合群，你就是没长大。这种扭曲的“时髦”，比烟酒本身的毒害更深。

 

　　7点52分，他在《人的父母》中写下：“妈妈生了你，太阳养了你。父母是你的生母，日月是你的养母。”这一句柔软了许多。郑万全想起自己的母亲。10岁那年，家里让他放鹅养猪，一直放到高中毕业。有一次鹅不听话，他拿棍子抽了几下，母亲看见了，走过来蹲下身，摸着他的头说了一句话：“想着畜牲钱，跟着畜牲圆。”意思是说，你既然指望着这些畜生给你挣钱，就得顺着它们的性子来，不能由着自己的脾气。母亲不识字，说不出什么大道理，但这句话让郑万全记了一辈子。他在《论动物和学生》中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写了出来，然后延伸到了当下的教育。

　　那些陪孩子写作业到深夜的家长，那些因为孩子成绩波动而焦虑失眠的父母，那些把“别人家的孩子”挂在嘴边的成年人——郑万全觉得他们既可怜又可气。可怜的是他们也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，可气的是他们转手就把这种压力砸在了孩子的头上。一个家长在诊室里跟他哭诉，说自己陪儿子做作业做到晚上11点，孩子一道题讲了5遍还不会，她忍不住拍了桌子，孩子哭了，她也哭了，当晚两个人谁也没睡好。郑万全听完叹了口气，问：“你小时候一遍就会吗？”家长愣住了，不说话了。

　　这种现象太普遍了，郑万全给它取了一个名字——“陪读病”。他在《陪读病》中写道，家长把自己的不耐烦和委屈转嫁给孩子，训斥、体罚、冷暴力，不仅伤害了孩子的心理健康，也让家长自己憋出病来——肝郁气滞、阴虚火旺，这样的病例他在临床上见过太多。他联想到母亲当年教他对待牲畜的态度——连畜生都不能虐待，何况是自己亲生的孩子？何况是将来的“收获”都归自己的孩子？他在诗里反问得干脆：“为了孩子的前途，家长又怎能生气、喊‘冤’或体罚孩子呢？”

　　7点54分，他又写下了《护眼》：“没有眼睛，天下是死的。有了眼睛，天下是活的。”这话简单得像童谣，却锋利得像刀。郑万全行医大半生，最清楚眼睛对人意味着什么。而如今，多少个孩子的眼睛被手机屏幕困住了，小小年纪就架上了厚厚的镜片，更可怕的是，他们透过屏幕看到的世界是经过算法筛选的、碎片化的、充满刺激却缺乏深度的虚拟幻象。郑万全忧心的是，当这一代孩子的眼睛被手机伤害到一定程度，他们将来还能用什么去观察真实的世界？还能用什么去分辨美丑善恶？

 

　　到了傍晚，郑万全在《学子》中写了一句极其简短的话：“同学无知，儿孙无福。”他解释，这里的无知不是骂孩子笨，而是说孩子们被灌输的知识太多，真正的智慧太少。他们会背公式，但不会问为什么；他们会做题目，但不会处理挫折；他们知道全球变暖的数据，却不知道如何与自己内心的寒冬相处。这才是最令人担忧的无知。

　　次日清晨5点零4分，天还没大亮，郑万全又坐到书桌前。这一次，他写下的是《学子泪》：“学校给儿压座山，家长坐在山上边，头顶星宇眼望远。攀登喜马拉雅山。”写完最后一个字，他放下笔，久久地看着这首诗。学校把山一样的压力压给孩子，家长不但不帮忙搬开，反而坐在山上，成了额外的重量。但即便在这样的重压之下，孩子们还是抬着头——头顶星宇，眼望远。那双望向星空的眼睛里，还有光，还有不甘，还有向上攀爬的倔强。

 

　　郑万全忽然觉得心里一热。他想，也许希望就在这里。即便山再高，压力再大，孩子们依然在攀登，依然没有放弃仰望。而他的责任，就是用文字、用医生的声音、用一个人全部的经验与良知，替这些孩子们说一些他们自己还不会说的话，帮这些家长们看清楚一些他们身在局中却看不清的真相。

　　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郑万全走到窗前。晨光照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，也照在桌上那叠写满了诗的纸上。他想起自己写过的另一句话：“天下就缺好。”他想，这个“好”字或许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眼光——看见星空，看见远方，看见比眼前分数和升学更重要的事情。如果每一个家长、每一个教育者都能抬头看见那片星宇，那么压在孩子们身上的山，也许就不会那么重了。